他会在秋天躲进比人高的玉米地，伺机把路过的妇女拖进去，再连捅数刀。妇女们的呼救声根本没人能听到，只能任由凶手宰割、侵犯。那段时间，当地人都在互相猜忌，因为能这么熟悉玉米地的，一定就是本地人，隐藏着身份伺机作案。这起案子，也是我的朋友法医刘八百在职业生涯遇到的第一起命案，他至今都记得第一起凶案发生时那天的场景。

  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里，镶嵌着一条狭窄的土路，路上挤满了人，一条警戒带将他们拦住。

  我们的警车在这里缓缓停下，等到随车扬起的尘土散去，玉米阵阵芬芳的气息飘进了车窗。

  那是九月的第一天，酷热的田野里，玉米杆翠绿饱满，像无边的海洋，微风吹过，泛起浪花。

  因为玉米杆高过人头，覆盖大地，我们当地农民称作“青纱帐”。往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青纱帐都承载着他们丰收的希望。

  这是我刚做法医的第一个月，接到的第一起命案。在车上，身边放着银光闪闪的箱子，我难掩心中的激动，想象自己是一位持刀的战士，在奔赴战场。

  一旁的余法医是我的师父，四十出头，国字脸上两条浓眉。他拈着烟，脸色阴沉，一路沉默。看到他，我察觉事情严重，刚才的胡思乱想全没了。

  刚走下警车，余法医便被面色凝重的民警围住。派出所副所长凑近介绍，死者丈夫在旁边，村主任领着村干部也在，镇上的领导和公安局的领导也正赶来。

  路边的大辆自行车，车筐扭曲变形，像一张歪斜的大嘴。路南侧的排水沟一片狼藉，几棵歪倒的玉米和杂草，夹杂许多凌乱的脚印。

  跨过一条排水沟，我们走进玉米地。玉米叶抽打胳膊，又痒又疼。大约五十多米后，眼前出现一片压倒的玉米杆，一具女尸仰面躺在那里。

  她已人到中年，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身形略显臃肿。离她南侧三米，在一小截残留的麦秸上，有一条白底小花内裤，格外扎眼。

  她保持死时的姿势，双臂弯曲向上，摆在头边；双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略弯曲。

  死者身上有十七处创口，其中颈部三处，胸腹部九处，腰背部五处，最窄的创口也有2公分。右手有明显的抵抗伤，中指几乎全断，仅靠残留的少量皮肤和手掌相连。

  “老余，你来讲两句吧。”案情分析会上，大队长摆了摆手，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

  余法医眉头紧皱，左手拈起一支烟，右手轻轻抚摸深蓝色的笔记本封面。他翻到折角的那页，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清了清嗓子——

  就在刚刚，他找来几位同事进行实验，由一位和死者身高接近的女警扮演受害者，不同身高体型的男同事扮演嫌疑人，模拟捅刺。他站在一旁记录，时不时指导几下。

  所以现在他说，嫌疑人是一人作案，在一对一的情形下，考虑到死者身体强壮，嫌疑人是青壮年男性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应该是体力劳动者。

  厮打：上午十点半左右，赵玉芬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玉米地时，和嫌疑人狭路相逢。嫌疑人欲图不轨，赵玉芬不从。

  两人在田间小路发生厮打，导致自行车歪倒在路边排水沟，沟里留下了两人凌乱的脚印。

  追捅：赵玉芬打不过嫌疑人，转身向村子方向跑了十几米，被嫌疑人迅速追上，从背后捅了一刀。鲜血顺着死者的背部往下淌，滴落在玉米叶上，渐渐浸透了上衣。

  扼拖：嫌疑人用胳膊勒住赵玉芬的脖子，把她倒拖进玉米地，并在脖子上留下勒痕。她掉了一只鞋，另一只鞋的脚后跟上有泥土擦蹭的痕迹。

  脱衣：嫌疑人用匕首挑开赵玉芬的白布腰带，开始撕扯裤子。她拼命拉住裤子，导致裤腰被扯断。

  控制：赵玉芬在地上滚动，趴着向远处挣扎，手脚和胸腹部沾了不少泥土，地上的土也因沾了鲜血而变得深润。

  嫌疑人迅速骑跨在她身上，用匕首猛刺她的胸背部，大量鲜血流淌到地上，形成血泊。

  性侵：赵玉芬的力气随着大量失血渐渐变弱了，嫌疑人把她的身体翻过来，进行性侵，并且在她体内留下了生物证。

  刺杀：赵玉芬性子很烈，不断反抗。嫌疑人恼羞成怒，左手狠狠掐住她的颈部，导致颈部月牙状皮下出血。

  辱尸：嫌疑人并不解恨，又在赵玉芬的尸体上狠狠踩了一脚，用玉米秸秆她的下身。

  听完余法医的分析，第一次面对命案的我像是亲眼看见了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嫌疑人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现场和尸检情况。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不住地点头。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现场法医”的魅力。从师傅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好法医的标准：他需要看现场，把尸体和现场结合起来，让尸体开口说话，对命案现场进行还原和重建。

  接着余法医又说，根据死者创口的位置和创道走向，嫌疑人与死者身高基本持平，作案时右手持刀。

  死者身高一米六五，嫌疑人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七。这也和痕检技术员对现场足迹分析一致。

  我们再次回到村里，用了半个多月，走访排查了那片玉米地周边三千多户居民，所有符合“矮个青壮年男性”特征的人都被重点关照了一遍。

  还是在那个九月，离学校不远的玉米地里，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在下班途中被奸杀。

  死者胸背部三刀，身子下的血把干土浸成了血泥，散发着独特的气味。派出所买的四罐灭害灵都喷完了，也不能阻挡蜂拥而至的苍蝇。

  我和余法医蹲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渐渐闻不到尸臭味，鼻子里全是灭害灵怪异的香，让人头昏脑胀。

  连续两起命案，地点相同、时间相近，作案手法相似，并且现场留下几枚脚印显示，此案嫌疑人的鞋不大，似乎也是矮个。

  虽然警方压力巨大，不过大家也觉得，如果两起案子能串并案，离破案的日子或许不远了。

  但DNA结果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每一位办案民警的心头——两起案件的嫌疑人并非同一人。

  十多天后，我们确定了杀害女教师的嫌疑人，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曾被关进去三次，这次刚出狱不到两个月又犯下大事。

  此后，赵玉芬案陆陆续续搞了几个月，依然没有实质性进展。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刑警队的工作也渐渐恢复了日常模式。

  直到一年后，2005年9月的一个晚上八点多，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起，“南王村玉米地里发现一具女尸……”电话那头声音不大，略有些颤抖。

  但这个警情立刻在局里炸开了锅，我们又想到了赵玉芬案，两次案发地仅相隔八公里。余法医那天生病，只有我一个法医去了现场。

  晚上九点半，我和同事到达玉米地。村支书驱散了村民，吩咐在周围安上五个灯泡。虽然光线略有些发黄，但已经十分明亮。

  玉米地里只剩下我们技术科四人和两名派出所民警。各种飞虫聚拢过来，嗡嗡地围着人转。为避免蚊虫叮咬，我穿上密不透风的隔离服，身上很快汗津津的。

  那是我作为新法医，第一次整晚都待在野外现场。静谧的玉米地里，蟋蟀阵阵低吟，玉米叶哗哗作响，飞虫撞击在灯泡上，啪啪乱响。

  她五十一岁，身高约一米五，头面部缠着一条灰色围巾，将双眼蒙住，上身的两件衣服被掀到了胸部上方，胸腹部和下身，右脚踝位置有一件灰白色的短裤。

  我判断凶器依旧是单刃锐器。最宽的创口2.5公分，也和一年前赵玉芬的伤口一样。

  案情分析会上，余法医让我介绍尸检情况。我照葫芦画瓢，模仿上次余法医的分析，大致还原了死者的遇害过程。

  看到大队长鼓励的眼神，我忍不住又说，两起案件的作案过程相似，损伤类型也基本一致，很可能是同一人嫌疑人干的，如果真是这样，可以并案了。

  但刚说完我有些忐忑，怕事后余法医嫌我毛躁，在DNA结果没出来之前就乱说。

  没想到散会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法医就应该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错了，只要有理有据就行。”

  几天后，我的判断得到了DNA支持：李兰英和赵玉芬体内的生物物证来自同一人。

  一个连环奸杀案的嫌疑人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隐藏在夏末秋初的青纱帐里，丝毫不避讳作案时间，专挑落单的妇女，善于用刀。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和侦查员大韩蹲守在玉米地旁的小路里。汽车的空调坏了，车窗开着，蚊子在我们耳边盘旋。

  “快趴下！”大韩低声说，伸出一只手按在我头上。一个男人从前面的岔路口经过。他走过去后，我和大韩悄悄下车，手里拎着伸缩警棍，远远地跟他身后，进了玉米地深处。

  赵玉芬和李兰英案后，我们有了嫌疑人的DNA，可那时技术还不成熟，没有数据库，无法比对。

  但神出鬼没的青纱帐恶魔已经成了本地人心中的梦魇。玉米地变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妇女小孩都不敢单独去，多数村民都结伴而行，很多人还在自行车上放一根木棍。

  此后一到秋天，除去年纪大的民警和部分女警，全局数百名警力都撒进了方圆几十公里的玉米地里，在进出玉米地的主要路口倒班。四个人一组，两人车上蹲守，两人步行巡查。

  我们技术科也排了班，除了每天留下两人应对日常，其他人都钻进了青纱帐。我和侦查员大韩多数时候都是晚上的一班。

  那天晚上，我和大韩跟着那个一闪而过的男人，心到了嗓子眼。当强光手电照在他身上时，他正蹲着身子，手里拿着一沓信封往包里塞。

  大韩大吼一声，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我紧跟着大韩，眼睛盯紧那人的手，生怕他掏出什么。

  那人似乎被我们吓住了，没怎么反抗，就被扑倒在地。他刚想挣扎着起身，大韩用力把他的胳膊往背后一别，那人就乖乖地不动了。

  “大哥，大哥，别杀我，钱都给恁。”那人低着头，不敢看我们，身子抖得厉害，一个劲儿地用本地方言央求，“我见着你们的脸，恁别杀我，我保证不报警。”

  月光下，我和大韩相视一笑，敢情这小伙子把我俩当成了劫匪。我们亮明身份后，那小伙子松了口气，竟瘫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位医药代表，要赶往附近的一家医院，恰好路过玉米地，就悄悄进来分装现金。

  在一个中秋夜，我和大韩抓住了一个偷电缆的团伙，顺便捣毁了一个专收赃物的废品收购站。

  还有一次，我和大韩看到一个女的往玉米地里跑，一男一女在后面追。我们把他们三人请到了公安局，打掉的是一个藏在农村的传销团伙。

  又一年，还是那片玉米地，我们围捕了一个持枪杀人犯。上千名警力把那片玉米地围得像铁桶一样，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临近正午，玉米地里响了几枪，之后就再没动静了。

  罪犯畏罪自杀的那个地方，离赵玉芬的死亡地点不远，有人甚至偷偷说，是赵玉芬的亡魂帮了我们。

  一时之间，容易藏身遁形的青纱帐反而成了治安最好的地带。青纱帐恶魔再也没出现，人间蒸发了一样。

  2007年的春天，青纱帐恶魔再次现身一起命案——他的DNA与另一起案子比中了。这说明，嫌疑人在本地至少犯下三起命案。

  不过2001年我市DNA检验技术刚刚起步，提取和检验水平都不高，那起案子第一时间并没有做DNA。

  直到2006年，公安局引进了新设备，DNA实验室开始梳理积压的旧案。在对当年物证重新检测时，同事发现这个线索，立马告诉了我和余法医。

  之前，我对2001年命案略有耳闻。几次想和余法医谈论，但都没有成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的心结没解开。

  2001年8月的一个下午五点多，有人在自家玉米地发现一具女尸，浑身沾满了血，随即报警。

  受害人四十六岁，她家玉米地和报警人家的玉米地仅隔着一条生产路。在那片警灯闪烁的玉米地里，余法医穿过聚集的村民，走到了女尸前。

  印记像一把单刃匕首的形状，长12公分，宽2.5公分。余法医分析，这是生前伤，原因是匕首按压胸部形成了皮下出血。

  这说明嫌疑人携带了刀具，但在该案中没用刀具行凶，只是用作威胁的工具。和后来两起案子不同，死者身上并未曾发现锐器伤，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方式类似，作案工具有重合，但致死原因不同，现在可以推测：青纱帐恶魔作案手法在进化，从早期的粗陋，到后期的娴熟狠辣。

  案发前半小时内，先后有三位村民都看到一个陌生男人。他大约一米七，偏瘦，小平头，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衣，下身穿灰色短裤，拎着一个白色塑料绳系的网兜。

  此外，案发前一个月内，还有两位妇女分别在玉米地看到过一个变态男人，外貌也与此符合。

  7月10日下午两点多，一位妇女正在玉米地里锄草，听到一阵摩托车轰鸣声，就走到地头上查看。她看见一个面生的男人，光着膀子，在地头停下摩托车，东张西望。

  突然，男人一下子把裤子褪到脚踝，赤裸身体向她走来。她吓坏了，一边吆喝一边跑。那个男的没追她，提上裤子，骑着摩托车跑了。

  二十多天后的中午，另一位妇女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四五十米远有个男人停下了摩托车。

  男人堵在路中间，猛地把裤子和内裤褪到了膝盖位置，两只手提着裤子，露出了生殖器，不动也不说话。

  这位妇女心跳得厉害，径直转身，抄另一条小路回了家，到家后哇哇大哭了好一阵子才平复心情。

  因为2001年这起凶案，我们对青纱帐恶魔的了解大大进了一步，他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我们的任务就是蹲守。只要见到有一丝相似的人，哪怕只是发型相同或脸型相似，我们都立刻上前盘问，生怕漏掉大鱼。

  我们还请画像专家制作了嫌疑人模拟画像，公安局人手一份。因为破案心切，有段时间无论见到什么人，我们都盯着脸细看。

  余法医同样无比纠结。此后只要新命案发生，他总会提到青纱帐恶魔。有时在现场，有时在尸检，他会丝毫没有征兆蹦出一句，“也不知道青纱帐恶魔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还活着？”

  我的师父既希望青纱帐恶魔已得到报应死了，又希望他能接受法律制裁，看看究竟是个什么人。但年复一年，蹲守青纱帐抓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如愿。

  我们根据他的特征，再次重点排查四类人员：有、性犯罪前科人员，与案发地有关系的前科人员，2001-2004年在押人员，其他符合作案条件的外来人员。

  排查缓慢地进行着，到了距第一起玉米地杀人案整整十年时，青纱帐恶魔突然露出了本来面目。

  2011年11月21日，黑暗的夜空忽然出现一道亮光——嫌疑人的DNA中了一位正在监狱服刑的人员。

  消息传来，同事们兴高采烈，我的鼻子却酸酸的。六年多，我眼前时常浮现那几起惨烈的现场。青纱帐里那深红色的泥土，压得我喘不动气。

  DNA中的人叫李东明，正在我省某监狱服刑。2007年2月3日，李东明因一年前的一起抢劫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期间表现良好，多次获得减刑。

  监狱协助我们采集了李东明血液，最新检验结果为：拭子中检出精斑，未排除为李东明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李东明从监狱押回来，羁押在看守所。我第一时间去了一趟，想看看青纱帐恶魔到底长啥样。

  小眼，长脸，大鼻子，白净，偏瘦，颈部肌肉很发达，眼神深邃而平静，这是我看到他的第一印象。

  和其他嫌疑人很不一样，他既不紧张害怕，也不恼怒争辩，只是静静地盯着民警，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刑警队好几位同事办过李东明2006年的抢劫案，因此他们都见过他，但谁也没想到这就是青纱帐恶魔。

  我还曾给抢劫案中的伤者做过伤情鉴定，当时也并没想到，这是被青纱帐恶魔弄伤的。

  回忆起来，那一段时间DNA室的仪器恰巧出了故障，李东明送检的血样没能做出结果，但并不影响定罪量刑，很多人觉得做不做DNA无所谓。再后来，大家就忘了这件事情。

  2013年夏天，法院通知余法医和我出庭质证，我们并没有想太多，心里只想着赶紧判了这个恶魔。

  以前我也参加过几次出庭，最多是被辩方律师问一些程序方面的问题。这起案子虽然是零口供，但DNA被比中，相当于是铁证，我们觉得十拿九稳。

  那天李东明被带到庭上时，眼神还是一如既往地冷，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回答问题简洁清晰，看不出一丝慌乱。

  他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定的一位高大的中年人，发型一丝不乱，看上去很有范儿。他嗓音沙哑又充满磁性，极具穿透力。

  唐律师也是法医出身，在本地有名气，和我师父余法医年纪差不多。可比起为人低调温和的余法医，他的气场要强大许多。

  在法庭上，唐律师提出了很多关键问题，公诉方和我们法医都被问得窘迫。最致命的是唐律师找到了一个漏洞，一棍打在了我们的“七寸”上——

  “目前现有的证据没法排除李东明存在同卵双胞胎的兄弟，所以没法确定这三起杀人案的凶手百分之百就是李东明。”

  这个案子有一点十分棘手：李东明常年吃牢饭，但他却是个没有身份证的黑户，自从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牢，个人隐私信息只能往前追溯到1996年。之前的资料一片空白。

  根据档案，李东明生于1976年，在1996年因抢劫被判了五年，2000年11月3日减刑释放；2006年又因抢劫被捕，2007年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第一次被抓时，他没有身份证和其他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公安机关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

  他在被捕时讲述自己的身世，自幼跟随拾荒老人长大，此后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沿用了这份档案。

  所以，虽然唐律师的理由听起来荒谬，可李东明身份信息之谜，竟然也就是我们最大的漏洞，因为确实只要他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李东明有没有同卵双胞胎兄弟。

  我们过于相信DNA的威力，而忽略了它的局限性。同卵双胞胎即单卵双胞胎，他们来自同一受精卵，拥有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

  李东明说自己原籍上海，但不知道父母是谁。大约两岁时，拾荒老头张有福在上海街头捡到他，然后带去了缅甸。

  张老头告诉李东明，捡到他的时候，衣服里有张纸条，上面写着“李东明”三个字，还有一个日期：1976年8月24日。这就是李东明的姓名和生日。

  李东明后来和老头张有福以师徒相称。张老头是北方人，口音像是东北一带的，所以李东明说话也掺杂着东北口音。

  李东明自幼在缅甸长大，跟随张老头辗转于金三角一带，干些杂七杂八的活，饥一顿饱一顿，勉强生活。

  张老头走南闯北，既识字又会打拳。李东明小时候身体弱，张老头除了教他识字，还教了半套拳法。从那以后，李东明的身体渐渐强壮了。

  爷俩相依为命，直到李东明十四岁那年冬天，张老头独自外出找活，再也没回家。李东明听几个相识的人说，张老头被一伙拿着枪的人掳走了，恐怕凶多吉少。

  李东明再也没见过张老头，连他的样子也渐渐模糊了。现在他只记得张老头满脸络腮胡，有一条腿不太好使，喜欢喝酒，也喜欢骂人，但对自己很好。

  那天当他翻过一个山头，穿过一片密林后，忽然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声。有颗子弹擦着他头顶飞过，打在旁边的树上，吓得他赶紧往回跑。

  可没跑出多远，他就被一群人围住。十多柄枪指着他，黑洞洞的枪口让他头晕目眩。他心想完了。

  经初步审查，李东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属于非法入境。政府军把他遣送到云南德宏州芒市，当地警察又把他关进了看守所进行审核检查，并拘留了两个月。

  根据李东明自己提供的身份信息，我国根本查不到他这个人，所以没法接收，于是李东明自己想了个办法。

  他曾听缅甸一个村长说，有个叫“李存江”的人来自某省东山岭村，是个杀人犯，和他长得比较像。

  于是他顶替了这一个名字，没想到居然蒙混过关，也没办什么手续，就被放了出来。

  1996年2月，李东明离开看守所，他说自己靠捡破烂维持生计，辗转几千公里，一路来到了我省。

  三个月后，李东明因抢劫被抓获，因为没有办法查证身份信息，法院就用“李东明”这一个名字进行了审判。

  当年7月24日，李东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牢狱生涯。

  2006年秋天，也就是第三起玉米地命案发生后的第二年，李东明窜至郊区一农户家中行窃，被人发现后持刀行凶。

  村民想包围抓住他，但他像条狡猾的泥鳅，太过灵活，跑出村子，骑着一辆无牌黑色摩托车逃了。

  几天后刑警队六名同事在出租屋将他抓获，并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匕首，一把弹簧刀和一把弯曲的砍刀。尤其是那把砍刀，做工十分精美，刀刃闪着寒光。

  看得出检察院都在怀疑，在历次审讯过程中，李东明态度都非常激动，拒不认罪，他本身又没有一点可查的身份信息，是不是你们公安线月，第N次延期审理一个月的期限眨眼间就到了，我们只可以递交了现有材料。

  法院坚持认为本案当中的DNA鉴定不具有唯一性，排除不了同胞兄弟作案的可能，并明确通知我们，假如再没有强有力的直接证据，会对李东明进行无罪判决。

  只剩不到两个月，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DNA实验室。为了确认李东明的身份以及有没有同卵双胞胎兄弟，咱们进行了大规模的DNA排查。

  公安局DNA实验室正在建设Y-DNA数据库。Y是性染色体，只有男性才有，且传男不传女。

  将嫌疑人的Y染色体和这些家系特征进行比对，就可以初步判断嫌疑人属于哪个家系，从而找到身份。

  从2014年6月开始，我们一方面大量采集血样入库检验，另一方面开始了细致耐心的比对工作。

  当年10月，第六次比对时，Y库里已经有六千多份信息。正是通过这次比对，我们得知了一个家族，和李东明的Y-DNA十分接近。

  被我们锁定的家族是一个居住在东山岭村的李姓家族。经过多年开枝散叶，家族成员众多。通过初步调查，符合嫌疑人Y染色体特征的家族成员至少有五百多人。

  大队长把专案组分成两大组，一组对在城区生活过的原籍为东山岭村的58名李姓男子及他们的相关亲属进行逐一排查，另一组入驻东山岭村，深挖线索。

  同事找到她时，她提到自己的两个侄女在二十多年前被一个叫李春江的男子残忍杀害，该男子也是其中一位死者的丈夫，老家正是东山岭村，案发后一直潜逃。

  与此同时，东山岭村的调查也取得了新进展。一位村民反映，在二十年前，他妻子的两个汪姓侄女，被一名叫李春江的人残忍杀害。李春江作案后一直没抓到。

  所有线索指向了同一起案件和同一名嫌疑人——李春江，他会不会就是李东明呢？假如李东明就是李春江，那他身上至少背负了五条人命，真是名副其实的杀人狂魔。

  一个清晨，我和几位同事一起，赶到了汪家。那是一座笼罩在树荫里的大宅，院里有个老头正在烧水，柴火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红着眼睛招呼我们进屋里坐。

  他就是受害人汪氏姐妹的父亲。当他从我们手中接过十几张不同男性的照片时，一会儿就挑出了李东明，使劲捏着，手抖得厉害。

  老人泪流不止，哽咽着说，“是他，没错，就是他！”他双手撑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脸上的皱纹在抽搐。

  闻讯赶来的其他亲属也都对照片进行了辨认，他们非常确定，照片上的男人，就是李春江。

  汪氏姐妹的哥哥、弟弟和嫂子对李春江的印象很深，这么多年过去，仍清晰记得他的模样和生活习性。

  李春江身高一米六六，比较瘦，平头，长脸，皮肤白净，小眼睛，眉毛的前半部分很浓，后半部分稀疏。

  他不抽烟，也很少喝酒，自称会武术，平时不太喜欢与人接触。汪家人一致声称，李春江不是双胞胎。

  很快，院子里挤满了村民，他们许多人都目睹了当年那起惨案。在大家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有时候大家都不说话，屋里静得可怕。

  由于当年作案时本地技术方法落后，还没有开展DNA检验工作，所以我们手头没有李春江的DNA数据，不能直接进行DNA比对，只能另辟蹊径。

  眼看李东明的刑期马上就结束，我们一方面继续和检察院法院沟通，另一方面全力寻找和李春江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李春江父母均已过世，他在东山岭村没有直系亲属，据被害人家属反映，李春江有个姐姐叫李红梅，住在城区，当年就是她给李春江介绍结婚。

  我大吃一惊，李红梅居然是个老太太，看起来至少七十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布满皱纹。眉眼倒是和李东明有几分相像，都是小眼睛，长脸。

  李红梅指着李东明的照片喃喃地说，“小如意啊，就算烧成灰我也能认出你来！”尽管李春江是她除了老公孩子之外唯一的亲人，可李红梅早就当他死了。

  李红梅摇了摇头，“我是1964年结的婚，我结婚之后李春江才出生，我家只有两个男孩子，李春江还有个哥哥，比他大十来岁，多年前就死了。”

  后来，我们找到了更多和李春江有几率存在遗传学关联的亲属，提取血样进行检测。

  2015年2月2日，DNA结果终于出来了。通过线粒体DNA检验，李红梅和李东明在检验的4个区间线粒体DNA片段相同，不排除来源于同一母亲。

  经过多日的调查走访，我们也基本拼凑出了李春江的人生轨迹，他甚至在杀人后还去了省公安厅，如此胆大的行为整个警局都闻所未闻。

  1965年腊月，李家终于又盼来了一个男孩，特意取个小名叫“如意”，希望老天庇佑、顺心如意。

  小如意就是李春江，一家人都宠溺他。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从小就不听管教，性格顽劣。在八九岁那年，父亲去世后，李春江跟随母亲去了东北，投靠舅舅。

  电影《少林寺》上映时，李春江看过就魔怔了，憋足了劲要去少林学武。很快，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姐姐李红梅结婚后，一直在城区定居。1990年初，久未谋面的小弟忽然出现在她面前。

  从那之后，李春江就暂住在姐姐家。姐夫在事业单位上班，介绍李春江去单位干临时工。

  1991年5月，在大姐的介绍下，李春江与一位叫汪玉娟的女孩相识，不久结婚。

  汪玉娟不愿一起去买菜，觉得很没面子，李春江就打她。当时大姐李红梅见到了弟媳身上的伤，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但根本管不住弟弟。

  汪玉娟只能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说李春江欺负她。有一次，她哭着对母亲说，李春江喝酒之后又打了她，自己想回家。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汪玉娟的父母没想到事态的严重性，就只是安慰她，结婚过日子都是凑合，尽量别惹老公生气。

  1992年农历六月，汪玉娟的父亲来到亲姐姐家。得知父亲来了，汪玉娟跑到了这个同村的姑姑那里，一见到父亲就哭起来，说李春江虐待她。

  姑姑把侄女领到里屋，查看她身上的伤。只见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大腿根部和会有许多新伤老伤，腹部和背部还有烫伤痕迹。

  汪玉娟告诉姑姑，平时打骂也就罢了，李春江有“那方面”的嗜好，喜欢在发生关系时虐待自己，把大腿根都掐紫了，还用剪刀捅刺她大腿根。

  那天晚上，汪玉娟告诉父亲，自己不想回李春江那里了，想跟着父亲回老家。汪父点了点头，表示明天带她走。

  当晚八点多，李春江找上了门，进不去屋便在楼下吆喝，“你们要是把她领回家，我就杀了你们全家！”

  五天后，李春江来到了汪玉娟老家，说话不像上次那样冲，“你们大人有大量，我要把媳妇领回去好好过日子。”

  见女婿态度比较好，汪父留他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并叮嘱他，以后不可以再打老婆。

  饭桌上，汪玉娟没有多说话，只说自己在老家还没待够。汪父告诉李春江先回去，让女儿先在家住几天。

  汪玉娟偷偷告诉父母，李春江“那毛病”怕是很难改，自己是真怕了，不敢再跟李春江回去。

  汪母心疼闺女，让汪玉娟在家里住下来。但汪父却觉得，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过段时间闺女就自己回去了。

  半个月后，1992年8月2日，李春江再次造访，态度大变。他质问汪玉娟为什么还不回家，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今天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不走了！”李春江已经失去了耐心，话越来越狠，语调慢慢的升高，“你们别逼我！”

  以前，汪玉娟并不敢和李春江争吵，这次因为在父母家，守着父母和妹妹，她胆气也壮了不少。

  汪玉娟的妹妹汪玉兰在附近一家工厂上班，那天她正好休班，看到姐姐在争吵中处于下风，甚至还被李春江推搡了好几把，眼瞅着就要动手。

  汪玉兰不干了，她从屋里拿出一根链子锁，站在姐姐身前，“你要敢动我姐一指头，我就跟你拼命！”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汪母把家里的大门反锁，然后和女儿及孙子睡在了大炕上，而汪父则去了另一间房屋午休。

  汪母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了“嘭”的一声巨响。她一下子睁开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

  和丈母娘对视后，李春江拿着镢头往外跑。汪玉娟满脸是血，汪母顾不上去追李春江，赶紧用手抱住了女儿。可汪玉娟只能喘粗气，根本说不出话。

  汪父亲听到妻子嚎哭，马上起床跑来。看见闺女汪玉娟头上有血，他扭头往外跑。

  刚冲出屋门，恰好发现有人扭着身子趴在东侧院墙上，正准备往隔壁的院子跳。那人跳之前一扭身，两人视线碰到了一块——正是李春江。

  汪父找出钥匙，将大门上的锁打开，去隔壁院子寻找李春江。但那时李春江早已不见踪影。

  汪玉娟被送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汪家乱成一锅粥，直到医生提醒，才想到了报警。刑警队接到报警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

  那时通讯很不方便，值班民警去家属院挨家挨户敲门叫人。余法医刚准备吃晚饭，闻讯后立刻回了局。

  他刚参加工作四五年，还是一名年轻的法医，但局里法医少，他慢慢的开始挑大梁。

  要去现场的人太多，一辆警车坐不下。等余法医和技术员骑着摩托车赶到现场，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这么多年了，余法医依然对那个溅了血的花枕头记忆深刻。枕头上的那团血有人头那么大，枕套上浸染了鲜血的鲜花看起来异常妖艳。

  此后一段时间，余法医一闭上眼就能看见那个花枕头，那团血会慢慢变大，染红整个枕头。

  那时余法医刚结婚不久，家里用着款式相同的花枕头，后来他实在受不了，就让媳妇把枕套换掉了。

  初步勘察现场后，余法医在医院对受害人汪玉娟进行了尸检。死因简单而明确，钝性暴力打击头部，致颅骨骨折、颅脑损伤而死亡，“势大力沉，一击毙命，够狠。”

  大家忙完再回到现场就快天亮了。死者家属多数都离开，剩下的几人个个神色慌张。原来，死者的妹妹不见了，大家正在四处寻找，村里的左邻右舍也一起帮着找。

  案发那晚，汪家小女儿汪玉兰下了班一直没回家。汪父心里惴惴不安，一边处理大女儿的事情，一边挂念着小女儿。

  清晨，众人再次来到厂子，一位早起上班的同事反映，汪玉兰和她姐夫一起出了厂，往旁边的玉米地去了。

  后来一位村民说，前一天傍晚，曾看到一个男人从玉米地里走出来，脸上有伤，像是被挠的。那男人的外貌特征和李春江极为吻合。

  “两只眼都剜出来了。”余法医讲到汪玉兰的时候，眉头紧皱着，表情很沉重，看来他极不情愿去回忆当年青纱帐里的场景。

  能让一名法医如此在意，现场一定异常惨烈。根据调查，余法医推测了汪玉兰的死亡过程。

  李春江用镢头击打妻子汪玉娟后，并没有立刻远走高飞，而是去了汪玉兰的工厂，找她出来谈事情。

  当着工友的面，汪玉兰见李春江态度还不错，就跟随他到了玉米地。四下无人，李春江撕下伪装，露出了凶恶的獠牙。

  汪玉兰没想到姐夫竟对自己起了歹念，转身往外跑，在松软的地上踩出踉跄的脚印。

  常年健身的李春江非常敏捷，汪玉兰只跑出去十多步就被他追上，一下子扑倒在地，地面留下凌乱的打斗痕迹。

  李春江已经杀了妻子汪玉娟，本就肆无忌惮，在遭到汪玉兰的反抗后，更加凶性大发。

  他撕扯下汪玉兰的裤子，把她的内裤塞进她口中。在施暴的过程中，他时不时用拳头捣击汪玉兰的面部，导致她面部多处皮下出血，眼周青紫肿胀。

  李春江还用手掐住汪玉兰的脖子，指甲在她颈部留下印痕。汪玉兰由于窒息，反抗越来越弱。最后李春江了汪玉兰，造成汪玉兰处女膜新鲜破裂。

  但李春江心中的怒火还没有熄灭。他又掏出了贴身携带的匕首，狠狠地捅向了汪玉兰的，然后用匕首刺进汪玉兰的左眼眼窝，抠出了左眼。

  1992年汪氏姐妹命案案发当天，李春江连夜逃离本地。他先是回了东北，然后又去了南方，之后下落不明，成为一名逃犯。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谁也没想到，仅仅四年后，李春江悄悄潜回本地，租住在离自己家不到一百公里的村子里。

  在我们用证据交织起来的故事里，李春江不仅是一个凶残的连环杀人犯，还是一个苦苦想求得正式身份的男人。每个人都有执念，李春江的执念是拥有一张身份证。

  1996年，李春江第一次犯下抢劫案。他为自己编造了李东明的身份，并辩称抢劫只为填饱肚子，大部分钱都用来吃饭喝酒了。在监狱里，他积极改造，和狱友们相处融洽，并获减刑。

  2000年出狱后，李春江来到郊区某村，直到2006年期间，以李东明的身份分别租住在五位房东家中，从来没搬离过那个村。

  那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专案组发现，以李东明租住地为中心，方圆三十公里内，治安状况非常好，基本上没有刑事案件，小偷小摸都少。

  无一例外，李春江和五位房东都相处融洽，而村民也对他印象也不错。几位房东都说，李春江是租一整套房子，并把屋里打扫得很干净。

  几位房东都能证明，李春江的出租屋摆着牌位，上面写着他缅甸师父“张有福”的名字，桌上经常有水果点心，和一个香炉。

  也许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春江已经想过，如何圆谎，把自己洗白成李东明。他几乎求过每一个相熟的人，能不能帮忙他李东明“落户”。

  2000年，李春江在第一任房东的房子里租住了一年多。三十五岁的他自称二十五岁，说自己是孤儿，被一个流浪汉养大，没有身份证，只有一个暂住证。

  第一任房东回忆，此人没有不正常的地方，但基本没社会关系，没有朋友，只是偶尔喝点酒，会点武术。

  后来，李春江认房东做干爸，认房东的对象做干妈。房东的表弟在村里做村支书，李春江提出，想让他帮忙办身份证，以房东干儿子的身份把户口落在家中。

  在第三任房东家，李春江也租住了一年多。这位房东记得此人有点东北口音，经常穿一件迷彩上衣。有时候，李春江包了水饺，会邀请第三任房东一起吃。

  两人在聊天时，房东问李春江是干什么的。李春江回答，自己是卖水果的。但房东几乎从来没见过李东明出去进货或赶集。

  有时房东半开玩笑地问，没出去卖水果吗？李春江回答，这两天没干，最近不太好干，先歇几天。

  李春江也曾让第三任房东想办法帮他落户，房东摇着头说自己办不了。不过后来又帮李春江办了个暂住证，上面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证号码。但暂住证不具备法律效力。

  李春江的下一任房东是一位中年妇女。2005年时，李春江租住了她的房子。她听不出房客的口音，觉得既有些本地口音，又夹杂着东北口音。

  李春江告诉她，自己在城里有个干妈，家里无另外的人，是一个老头把他养大的。

  这位房东对李春江印象非常好，觉得他随和，衣服干净利索，看着精神，对她说话也很客气。最令她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春江做的饭很好吃，为此她夸过他好几次。

  和女房东熟了之后，李春江提出自己不存在户口，想让她给做个证明，他好去临市落户。但房东问过家人，拒绝了。

  有位村民和李春江来往比较多，那时他们是邻居，李春江总去他家。据这位村民回忆，李春江经常在村里闲逛，有时在路口和老人打牌、下棋。

  这位村民在村里看到好几次，李春江绑着绑腿和沙袋在跑步，有时也在院子里打拳。他不太懂拳，但觉得打得不错，很带劲。

  李春江有一辆红色摩托车，有时一早就骑车出去，下午四五点才回来；有时晌午了才出去，然后好几天不见人。

  当这位村民问李春江出去干什么时，李春江就说去干劳务。但无论怎么问，却从来不说去哪里，具体干些什么。

  李春江的手机让这位村民觉得别扭。那是一款女式的红色翻盖手机。但他觉得不该多管闲事，也就没多问。

  现在看来，正是在这个村里，当所有人都对他印象不错的时候，李春江分别在2001年、2004年和2005年犯下三起玉米地奸杀案。

  直到DNA结果出来，李春江依然辩称，自己不是李春江，从未到过公诉机关指控的三名被害人被害的地方，也从未杀害过妇女，从未结婚，不认识也没杀害过汪玉娟和汪玉兰。

  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完成，2015年9月14日，李春江被正式逮捕，连同二十年前的命案，一起被提起公诉。

  这时李春江突然表现得十分反常，时而胡言乱语，自称是北京的高官，正在执行特殊任务，所有人都无权审判他；

  时而对着空气挥舞拳头大骂，声称有人在跟踪他，窃听他的信息；时而说自己是火星人，飞船没能量回不去了。

  经历层层波折后，李春江的谎言被拆穿了。法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李春江根本不存在任何精神问题，犯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在DNA比中李春江四年后，法院终于作出了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罪、抢劫罪，判处李春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有同事认为，面具戴久了便无法摘下，李春江陷入自己编织的谎言中不能自己，欺骗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渐渐变得深信不疑。

  他在汪氏姐妹命案后，回到本地抢劫区区几百块钱，很难说不是为了抢劫而抢劫。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其违法犯罪，可以以“无名氏”或其自述的身份信息对此人进行处罚。

  就这样，李春江摇身一变成了李东明。出狱后，他以写有“李东明”名字的判决书为据，多次到派出所让民警为他落户。

  那天正好一位厅级领导在信访处接访。李春江一上来就很激动，他越说越气，最后指着领导的鼻子骂起来。

  他说自己千辛万苦回归祖国，却得不到祖国的接纳，当年无奈之下犯了罪，希望社会能对刑满释放人员多一些关爱。

  领导似乎受了触动，好言安抚李春江，让他回去等消息。李春江还是不肯走。这位公安厅的领导被逼得没有办法，承诺他一定会给出一个答复。

  刘八百说，李春江是他见过的最可怕的杀人犯。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正常人，甚至是一个好人。在他租房的几年里，整个村都在夸他好。

  但他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个无法控制的魔鬼。即便是做好人的这几年，魔鬼也会冒出来吞噬他。

  这时候，他就会骑上摩托，去另一个地方杀人。释放完魔鬼之后，再回来继续做好人。

  古时候的宗教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佛教称为心魔，基督教称为撒旦。宗教没能给出解决魔鬼的方案，只是说要远离。

  现代心理学里，内心的魔鬼被解释为人的原始本能之一。人同时拥有建设的本能和破坏的本能，或者叫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刘八百记录办过的案件，希望能警示潜在的犯罪者：尸体会说话，犯罪都会留下痕迹。也想告诉普通人，危机的出现常会事先露出端倪，在一些亲密关系中尤其如此。